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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汶口文化是黃河下游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文化，因1959年首先在山東省寧陽縣堡頭村和泰安市郊大汶口鎮(zhèn)發(fā)現(xiàn)而得名。據碳14法測定，其年代距今6000-4200年。大汶口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最重要的文化之一，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文化時期的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為后來的中華文明打下了基礎，陶器制作技術和樣式影響了后來的陶器制作和裝飾，宗教信仰和文化為后來的中國宗教和文化奠定了基礎。

    在新石器時代的諸多文物中，炊煮器是一個很重要的類別。有些造型簡單的炊煮器是作為生活用器存在，有些造型精致的炊煮器則是作為禮器存在。在這些炊煮器中，有一種造型很獨特，甚至堪稱可愛的器皿，在此次發(fā)行的國家寶藏（文明曙光）金銀紀念幣中，它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一枚15克銀幣的背面圖案中。

大汶口文化白陶?

    ?是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炊煮器，屬于山東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其整體形態(tài)像一條昂首高吠的犬，口部像鳥喙的下半部，頸部呈漏斗狀向腹部收斂，頸與腹連接，腹下則為三個空心短足。白陶質地的?是其中的稀有類型，經1200度高溫燒制而成，胎壁輕薄，質地堅硬，中空的袋足可以擴大受熱面積，是制陶技術新的發(fā)展與進步。?這種器型在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中也有出土。龍山文化的陶?承襲自大汶口文化，但頸部更趨于柱狀，頸部與腹部的界限也更加模糊，在此我們不多做討論。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白陶?所反映出的大汶口文化形態(tài)及大汶口文化時期所孕育的中國社會形態(tài)變革。

    紀念幣上展示的白陶?，1959年出土于山東泰安大汶口。在經歷了此后數十年的發(fā)掘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圍基本得到了確定。大汶口文化北抵渤海南岸，東達黃海之濱，西到魯西平原，南至江蘇、安徽淮北一帶。此外，河南東部地區(qū)也有該文化的零星分布。

    大汶口文化可以分為早、中、晚三期，發(fā)展至中晚期，該文化的社會形態(tài)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根據出土的文物判斷，隨葬石鏟、石斧、石錛等生產工具的主要為男性，而隨葬紡輪的則主要為女性。這說明男子已成為社會生產，特別是農業(yè)生產的主要擔當者，而婦女則從事紡織等家內勞動，社會從母系氏族公社階段發(fā)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階段。同時，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私有制的出現(xiàn)成為必然。在大汶口先民的私有財產中，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屬于一種典型的動產。一些富足的人會將豬頭作為隨葬品，這些豬頭應是墓主人生前的私產。由于私有制已經出現(xiàn)，所以學界對大汶口文化的社會發(fā)展階段提出了其他幾種看法。有學者認為大汶口文化應屬母系氏族社會的末期，也有學者認為大汶口文化應屬奴隸社會產生的初級階段。無論哪種觀點最終被認可，我們都不能否認大汶口先民當時正在經歷社會階段的快速發(fā)展和明顯變革，這對整個中華文明史而言，都是意義非凡的。

文物所見的生產力之變

    想要較為全面地了解大汶口文化，不能僅從白陶?一件文物入手，結合大汶口文化的其他陶器，我們能看到一幅較為完整的大汶口文化生產圖卷。

    就陶器而言，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點十分鮮明,?材質多樣、工藝精湛、形制豐富。除白陶?外，大汶口文化典型的陶器還有黑陶高柄杯。這種陶杯是一種薄胎陶器，杯壁飾有弦紋。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陶匠不僅能制作極其輕薄的薄胎陶器，還善于在這種極薄的胎壁上進行刻線裝飾，展現(xiàn)出了高超的制陶工藝和獨特的藝術審美。值得一提的是，大汶口文化的薄胎黑陶為后世龍山文化的蛋殼陶器制作奠定了工藝基礎，被認為是大汶口文化制陶工藝的巔峰。

    制陶工藝進步的基礎是農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而農業(yè)的發(fā)展則象征著生產力的進步。大汶口先民使用的農具種類豐富，既有開溝挖土用的石鏟、鹿角鋤等，也有用于谷物加工的石杵、石磨棒等，不僅可以便利地進行耕作，還可以將收獲的糧食脫殼并加工成粉，以便于食用。種植業(yè)的發(fā)展令家禽、家畜飼養(yǎng)的規(guī)模也有了進一步的擴大�？脊虐l(fā)現(xiàn)，大汶口先民飼養(yǎng)的動物有狗、豬、牛、雞等，其中以養(yǎng)豬最為突出。在江蘇劉林遺址的大汶口文化層中，考古人員發(fā)現(xiàn)了170多個豬牙床，數量驚人，說明當時的飼養(yǎng)技術已十分成熟。

    此外，大汶口先民還掌握了高超的制骨、制牙工藝。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剔底透雕技術和鑲嵌技術已十分成熟。山東泰安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透雕象牙梳、花瓣紋象牙筒、雕花骨匕，以及鑲嵌有綠松石的骨雕筒等，展示出大汶口先民超群的骨器、牙器加工水平。

文物所見的文明演進

    大汶口文化時期蓬勃發(fā)展的生產力必然帶來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這在全國各地已發(fā)掘的2000多座遺址中，可管窺一斑。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遺址相對簡單，至中晚期，呈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貧富差別。有的遺址十分寬大，并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這種強烈的對照說明社會財富已經開始向少數人集中，社會出現(xiàn)了階層的劃分，文明的出現(xiàn)成為必然。

    在大汶口文化時期，文字也已開始萌芽。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很多文物上都刻有各種各樣的畫符，其中最典型的是上圖所示的這個符號。這一符號出現(xiàn)于海岱地區(qū)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大口尊之上。該符號由三部分組成，上部是太陽，下部是山，而對中部的認定目前仍有爭議。其中一種觀點認為中部為鳥紋，所以整個符號也被稱作“鳥負日連山”。另有觀點認為中部為月的象形，所以整個符號被稱作“日月紋”。具體哪種解讀是正確的，還需等待考古工作者和古文字學家的進一步研究。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大汶口文化時期的刻畫符號已具有一定的表意特征，正因如此，這種符號目前也被廣泛地視作原始文字的萌芽。

    發(fā)展到大汶口文化時期，我國原始社會的經濟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整個社會也已摸到了階級社會的門檻，甚至展現(xiàn)出初級奴隸社會的特征。大汶口文化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過渡到了山東龍山文化，此后，中國大地上部落之間、方國之間紛爭頻仍，一個輝煌燦爛的青銅時代也將在刀光劍影之中登上歷史舞臺。